在伯羅奔尼撒戰争時代，雅典和斯巴達實施盟邦統治的方式截然不同。雅典的偉大公民伯裡克利把整個同盟的全部戰備财富從提洛島搬進雅典，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帕特農神廟，并以預防波斯人為名，要求所有盟邦支付歲入、租借戰船，維持着良好的帝國收益。斯巴達人則受訓于《德拉古》法的古老教養，老老實實訓練勇士，勤勤懇懇鎮壓黑牢士和周邊城邦的反叛，但從不向同盟征收歲入。對于霸權收益的認知自古希臘時代就有所不同。
作為一向自诩最具雅典意象的當代霸權，美國宛如伯裡克利般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角落裡将财富捧回山颠之城。《租借法案》、馬歇爾計劃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投資回報，接過了大英帝國雙手奉上的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榮光。然而冷戰在政治、安全、軍事領域的結構性對抗有如此經久，很長時間以來，美國絕無可能盤算霸權收益，心甘情願承擔民主世界的各項責任和義務，但求将這場對抗在越南、東德和太空等任何必須的地方不計成本地耗洩下去。
這種理念甚至逾越了冷戰。在克林頓的全球幹涉戰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和奧巴馬的清除僭主行動中，霸權常常被等同于一種結構性的支配力量、單邊行動的自由和對于成本損耗的不甚在乎。霸權是一種結果和目的，成為霸權本身就是帝國的最終意義，這項判斷從未受到質疑。種種迹象表明，這種認知方式正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内受到修正。近期有關威脅退出NAFTA、要求韓國支付薩德導彈部署費用的諸多言論出現後，人們深刻地發現這名總統在有關錢的問題上的斤斤計較是真誠而嚴肅的。稍早些時候，他在默克爾遠道而來的緻敬中猛烈抨擊德國在北約會費和歐元彙率等事務中的不作為，在澳大利亞總理提出轉移部分難民的請求時憤而挂掉電話，默克爾懸在空中的右手和特恩布爾事後的自我圓場讓人印象深刻。特朗普是如此偏執地要求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系中絕對不能吃虧，完全無視這項關系所涉及的國家與自己在政治、安全和曆史上的複雜聯系。
在特朗普的國際戰略裡，霸權之所以是個好東西，乃是在于它能夠通過要求、強迫、威脅、恐吓帶來巨大的收益回報，霸權是一種手段，而絕非目的。為了促進霸權收益，特朗普反複指責中國和墨西哥不平等的雙邊貿易，視NAFTA和TPP協議為克林頓家族和奧巴馬的原罪，不斷威脅退出WTO、巴黎氣候貿易協定，敦促聯合國在朝鮮問題上對得起美國的會費支出，北約必須增強歐洲國家自身的會費比例。在任何情形下，霸權的責任支出都必須被仔細計算，公共産品的必要性和權力義務之間的均衡都必須給予重新評估，甚至某種意義上，霸權本身已經變得不甚重要，霸權的收益是評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尺。
這種重視霸權收益的習慣在過去很長時間内被簡單粗暴地理解為美國的孤立主義回潮。彼時人們所沒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看來，權勢存在與權勢的經濟效益具有嚴格的概念區分。特朗普本質上并不反對美國在世界範圍内的霸權，甚至國防軍費的大幅支出、對待北約的政策轉向和叙利亞、朝鮮問題中的單邊行為都反映出特朗普對于霸權的偏愛較新保守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是僅僅經濟領域上的，不包含政治、安全、文化、意識形态等任何其它因素，其目的僅僅是要重塑美國在各項經貿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與自身角色相稱的權利義務，确保美國在賺别國的錢，而非别國在賺美國的錢。在本質上，是一種重估而非拒絕，一種平衡而非撤離。
這種嚴格的概念區分主要受因于特朗普人格特質中的兩種不同因素：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名笃信權勢和力量的現實主義者，在紐約的商業叢林下多年打拼的曆經，使得其對于權勢的認知帶有濃重的達爾文主義色彩。在《破碎的美國》一書中，特朗普回憶在幫父親做監工的日子裡，他們常常一起巡查家族為中低收入者建設的房地産項目，他發現父親每次敲完門後都會悄悄站在門楣以外的部分，父親告訴他這是為了防止裡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開槍。這段經曆對于特朗普的成長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認識到，“這個世界是極端危險而不可信任的，你必須變得強大，并随時準備戰鬥”。在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特朗普曾經坦誠地談及自己的現實主義理念，“人生就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鬥組成的，結果隻有勝利和失敗兩種。紐約是一個真正的叢林，在這裡，一不小心就會被吃掉、嚼碎、吐出來；但是，如果你願意在這裡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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